中国的垃圾发电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如果全部依靠进口，仅购买设备，1000 亿绝对是个非常保守的数值。如果说，有个企业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可以节省一半的开支，这个企业是不是有点了不起？
重钢集团就用十年的时间干了这么一件事。现在创造这个奇迹的重钢集团三峰环境公司引进了美国垃圾发电老大卡万塔作为合作伙伴。
三峰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是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在同兴厂，他们在世界上第一个做到了把拎起来都滴水的 “ 穷垃圾 ” 烧得很好 —— 除了开始的几个小时需要助燃，此后完全可以自己燃烧。这在更大的范围内，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穷人总归比富人多。
现在，三峰操刀的重庆的第二座垃圾发电厂已经立项，两年后，重庆主城的生活垃圾就能实现全焚烧；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万州以及江津也将相继建厂。悬在三峡水库头上的又一柄环保之剑很快可以取下了。
三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998 年，现任重钢集团董事长董林的一次欧洲之行催生了重钢三峰环境公司；
1999 年，经过一年的比选，确立了垃圾发电的产业方向。
2000 年，又经过一年的调研、比照，确立了技术引进合作伙伴。
然后就是谈判，三峰的技术引进谈判堪称范例。
2003 年，启动同兴垃圾发电厂。
2005 年，启动福州垃圾发电厂。
2007 年，与卡万塔成立合资公司三峰卡万塔。
然后就是金光大道了。
三峰的十年是非常艰难的，听雷钦平叙说，你会发现，如果说企业有精神的话，董林就是三峰的灵魂。记者跟董林曾经有个一个上午的长谈，知道雷钦平所说的话是实在的。
重钢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三峰十年的历程，可以映射出，重钢也是个了不起的企业。三峰垃圾发电，是重钢的一个战略落子，这正是董林当了重钢董事长后还频繁充当三峰 “ 公关先生 ” 的原因。几十年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告一段落，钢铁企业必然面临大面积转型。从这个角度讲，三峰之路对钢铁行业是有启示的。
6 月 1 日，三峰卡万塔编制的行业国家标准颁行全国，这是一个里程碑。
有媒体说，三峰卡万塔现在 “ 接订单接到手软 ”，这有点夸张，尽管说明了三峰的价值正在得到国人的认同，但是，市场形势远不是这样，用新华社报道的说法，一些 “ 洋买办 ” 宁愿买进口货，也不愿用价廉物美的国货 —— 三峰卡万塔的有些关键技术指标甚至比进口的还要好。
三峰卡万塔制定的行业国家标准将颁行全国
记者：从网上看，垃圾焚烧发电这一块三峰卡万塔好像是全国最强的。
雷钦平：目前最核心的就是焚烧炉，国家标准我们在编制，6 月 1 号正式颁布实施，现在国家标准委的审查都已经通过了。
生活垃圾焚烧，目前主要是两种方式，一个是硫化床，循环硫化厂技术；一个就是将逐步取代它的，叫炉排炉。
记者：制定标准是工业生产的最高境界了，为什么会是你们呢？
雷钦平：我们引进技术最早，消化、吸收、提高和系统化方面做得也比较好，最关键的是我们最早完全实现了国产化，这个是公认的。
记者：你们的起步并不早，为什么能够做得那么好呢？
雷钦平：和其他搞垃圾发电的企业比，我们的定位不一样，他们都是买别人的全套设备来建一个工厂，而我们重钢集团的董事长董林 —— 当时 (1998 年) 他是设计院院长，他的定位就是要掌握技术做这个产业。
记者：等于是重钢设计院牵头来做的。
雷钦平：是，1998 年冶金部组织的钢铁企业的总工程师去德国观摩一个展览会，董董发现，欧洲发达国家环保产业平均占 GDP 的比重在 20% 左右。“ 我们国家是多少？” 他就问冶金部的一个司长，司长说不到 1%。
当时他就想，中国这么大，看来市场潜力巨大，回来要做环保 —— 那个时候环保产业还没有引起重视。究竟做什么？经过多方面的比选，他决定做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他知道全世界有很多企业干这个，花了一年的时间比照，选了一个最好的 —— 法国阿尔斯通，后来阿尔斯通集团把垃圾发电这块整个技术、市场、部门全部卖给了德国马丁 —— 德国马丁就是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这个技术公司，到现在有 80 多年了，全世界用得最多就是他这个炉子，总共有 600 多条生产线。
发改委的支持，成就了一个出色的技术引进谈判案例
所以，董董当时就选定这个技术，它价格要得最高，开始怎么也谈不拢。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帮了很大一个忙 —— 给了重钢一个文件，就是说把重钢 (三峰环境公司) 做成一个环保设备的生产基地。
这个非常重要。当时还是阿尔斯通 —— 他们也很聪明，有国家的综合部门的支持，一个国有大企业引进技术，来把它做成一个生产基地，他就知道，今后的市场前景非常好，表示愿意接受重钢的条件：第一次，签字时给 50 万欧元 (当时相当于 500 万元人民币) 入门费，然后建第一个示范工厂的时候，引进技术协议就生效，给他 50 万欧元。然后每建一个垃圾发电厂给他一笔技术提成费。
这就一下子把我们的风险降下来了。首先是入门费给得很低，然后通过建第一个工厂把我们全教会，从设计计算到核心的炉子的制造、工序，他派专家进行全过程培训。我们的人去学习，他派专家过来培训，全套的技术，包括它所有关键部件的配方全给我们。这个谈判，现在看来，从引进技术方来讲，是谈得最好的。
记者：这样就把双方绑在一起，你们可以同步提高。
雷钦平：入门费给了三次，第一次是协议生效，一签字我们就给他一部分，这个不多，50 万欧元，相当于 500 万元人民币；第二次就是同兴垃圾发电厂第一工厂正式开始的时候又给他 50 万欧元，然后，第二个工厂又给他 50 万欧元。这个入门费就变成了三次支付，相当于 1500 万元分成了三次，这个压力就小得多了。
回过头来看，对同行我们研究得比较多，他们现在才开始准备把别人的技术拿来国产化，原来他们的工厂全买的进口设备。当然国内也有生产小炉子的一些企业，但是他们的制造综合技术能力与我们相比不在一个平台上。
同兴一成功，马上着手做国家标准
雷钦平：还有个重要因素。董董属于专家型的人，他本身是做电气自动化的教授级高工，是专业人员，他说一定要定标准。
2005 年 3 月，我们第一个工厂 (同兴) 刚刚投入运行，当时王鸿举市长、黄奇帆、童小平两位副市长都来了，看了以后他们的评价都很高 —— 黄奇帆副市长说你们这个炉子我个人评价是全世界最好的，因为你们这个炉子可以烧穷垃圾。什么是 “ 穷垃圾 ”？西部包括重庆的垃圾热值最低，含水量最高，不好烧，你都把它烧得这么好，不要辅助燃料。在地球上生活的人，大部分都是穷人，富人只占少部分。你能处理重庆垃圾，那今后地球上穷人的垃圾都可以用你这个炉子处理。所以他说是全世界最好的。
记者：有道理。
雷钦平：对吧？他一下子就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地表达了出来。
记者：你们这个不加油的吗？
雷钦平：不加，起炉以后几个小时就停下来了，完全循环自燃，而且烧得非常好。
同兴一成功，董董就跟我讲，马上着手做国家标准。
记者：应该是 2005 年就开始了。
两个标准，一个尊重现状，一个代表未来
雷钦平：原来也有一个国家标准，是关于循环硫化床技术。这个技术要加百分之二三十的煤，和垃圾混在一块烧。他说这个技术不长久，肯定要被我们这个取代，所以当时就让我们做国家标准。
建设部汪光焘部长，科技部、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领导来看，投资又省，比上海浦东的便宜一半，烧得又这么好，认为我们的是主流，代表未来的方向。所以，建设部优先安排我们来编制国家的标准。
记者：上海的那个标准是要加煤的？
雷钦平：现在的国际标准，生活垃圾焚烧还是两个技术，一个是炉排炉，就是我们这种技术。第二个循环硫化床，这个还存在，但它排在第二位，原来就只有那一种，现在就把我们这个作为主导，包括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建设部现在就主推炉排炉这种技术，然后硫化床可能逐渐地就被淘汰了。
三峰的技术进步给中国省了很多钱
记者：像我们重庆这个 69.9 元一吨的补贴标准在全国是高还是低？
雷钦平：原来算比较低的，现在全国都慢慢地降下来了。所以，重钢的垃圾焚烧炉完全国产化以后，对中国垃圾发电这个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原来，日本的设备进来，包括欧洲的设备进来，都贵得不得了，我们成功以后，价格比他们便宜一半，而且所有指标包括排放指标都完全跟它一样。
记者：资料说，有的好像比国外做得更好？
雷钦平：举个例子，在江苏的某个城市，当时要上两个小炉子。包括我们还有日本三个公司，一共四家投标，卖焚烧炉给业主。日本人报价 4000 多万，我们只有 2500 万。日本人不知从哪得到消息，很快跟人家说，他们愿意降到三峰的价格。
你想，如果没有我们国产化的成功案例竞争的话，他们就是 4000 多万摆在那里。最后就是 2000 多万卖了。同样的装备，价格一旦降到某一个尺度，你再提高到原来的位置几乎不可能了。
看上去很美
记者：你们跟马丁有个技术协议，跟卡万塔合资，他们同意这些条款吗？
雷钦平：自然。因为卡万塔集团在美国的几十个垃圾发电厂，至少有一半是用马丁的设备，他们用了 20 几年，知道规则，包括技术协议的规则。
记者：环保工程，每一个投资都比较大。
雷钦平：对，最近在成都马上就要开始建一个 1800 吨的项目，投资 7 个亿，去年做的前期准备。
然后重庆第二个发电厂，也是今年下半年开工，选址巴南区。也是 1800 吨，预计明年底投产，重庆主城区就告别垃圾填埋的历史了。
第三个在江津，已经规划了的；万州正在做前期工作。万州那个厂选择在长江边上，今后坐船都能看见，我们那个烟囱造型做了一些特殊设计，看上去很漂亮，会是一个标志性建筑。
记者：垃圾发电的收益包括三块，居民交一部分垃圾处理费，政府补贴一块，发电再收一点。
雷钦平：对，发电收入大致占一半以上。这个因地而异。像沿海地区电价比较高，发电收益能占到 2/3，重庆差不多 1/2。
记者：1/2 也不少了。
雷钦平：沿海发电收益高一些。台湾有一个工厂设计得很漂亮，烟囱上面建了一个旋转餐厅。说明垃圾发电没有二次污染嘛。我们万州这个烟囱就考虑把美国、欧洲包括台湾的设计理念运用起来。
记者：不知道台湾焚烧一吨垃圾政府财政补贴多少钱？
雷钦平：比我们多得多，一吨垃圾大概补贴 300—450 元人民币。美国一吨垃圾大概补贴 700—800 元人民币。
记者：我们是 70 元人民币。
雷钦平：五分之一。但是他们发电收益少，美国到处是核电，所以他不差电，主要是处理垃圾。中国对再生能源还是支持的。同兴一天垃圾焚烧发的电，除了自用，大概能够供七八万个家庭用。
记者：公开材料是 6 万元。
雷钦平：当时烧的垃圾少一点，现在政府特别支持，满足同兴全负荷运行，剩下的再去长生桥埋。这样同兴可以发更多的电。
好思路，好韧劲，好后盾
记者：比别人动手早，出发点站得高，然后就一路领先了。
雷钦平：是。昨天重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大会，董董做报告，主题是重钢集团的发展战略，从战略角度进行了企业发展的分析。最后他讲到，环保产业也是归功于当初的战略定位，后来基本按照这个思路一步一步在走。如今大家都愿意搞环保，如果现在起步干，不堪设想。
到去年底，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进行人才、技术，包括业绩、装备的积累。金融危机，拉动内需，大量市政基础设施上马，包括垃圾发电厂。正好赶上这个机遇，所以今年开始，发展应该就比较快。
前几年的积累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关键是依托了重钢这样一个大集团。如果独立成立这样一个环保公司，要做到这个地步也非常难，前期很多年没什么收益的，全靠重钢的支撑，包括人才的支撑，包括资金、装备，也包括我们做焚烧炉，要冶炼 —— 配方有了要冶炼，然后要铸造，要加工，重钢就成为三峰坚固的后方。
任命美国人当董事长
记者：一件事情坚持了 10 年，最终把它做成了，从企业组织上讲，你们创造了国企的一个奇迹。
雷钦平：三峰成立之初，现任重钢集团的董事长董林兼任总经理，一直到 2003 年，我接任总经理，董总继续任董事长，合资后，重钢集团作为控股方，应该派董事长、总经理，董董提出让美国人当董事长。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董董的一些思路确实比较超前。这个董事长应该他当，他说不，我还是董事，董事长我们任命美国人当，为什么？因为合资的目的就是想把美方二十几年的垃圾发电的投资运营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作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发电的投资运营商，卡万塔的品牌和网络可以助推我们走向国际化。
当时，到外经委、到国资委，到工商局去批，他们都不同意，国有控股，董事长让外国人当，没有先例。经过沟通，特批了。
记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雷钦平：2007 年 4 月 26 号。
记者：两年了，这种安排有什么好的效果呢？
雷钦平：第一，他不领一分钱的报酬，第二，他经常过来，很认真。什么都要帮你，包括美国卡万塔总部很多信息的沟通，我们每年派了很多专业工程师过去学习，他们派来专家指导。现在同兴厂有个卡万塔的运营专家，支持我们的运营管理。
记者：这一招很高明。
雷钦平：美方也很信任我们，卡万塔总部很支持我们，无偿地投了很多资源进来。美国有几十个垃圾发电厂，今后在中国采购，三峰卡万塔作为采购中心。我们三峰的产品也可以卖到美国去。
求着别人来投资
记者：我想，到 2005 年投产以前，大概有 8 年时间，三峰没有怎么赚到钱。重钢是个大企业，人也很多，包括管理层，没人说什么闲话吗？
雷钦平：刚才这个问题我还没回答完，我只是刚才举董事长这个例子，就是讲，作为我们团队的带头人，董董的心胸比较宽广，而且看得比较远。这个过程实际上还是很艰难，开始只有董董坚持干，其他全是打问号，开会都打问号，提问题。最后董董还是说服集团董事会投 3500 万进入同兴电厂。
记者：这是哪一年？
雷钦平：这是 2001 年底。
记者：那个时候钢铁行业还是比较困难的。
雷钦平：比较困难，资本金是一个亿，重钢占 35%。现在大家都知道投少了。
同兴总投资 3.15 亿，没有一个亿资本金做不起来。还差 6500 万怎么办？董董当时是重钢副总经理、总工，就到处去找钱。然后找刘艺(远达环保总经理)，远达投了 1500 万，占有 15% 的股份。又找中国环保，是中节能下面的一个子公司。他们投了 3500 万。还差 1500 万，发改委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北京的投资公司，这样才把资本金凑齐，当时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拿到 1 个亿资本金后，几个银行都表示愿意贷，但都说批不了。又去找国家发改委，争取了一个亿的国债。这样才把这个示范工厂建立起来，实现了国产化。
3.15 亿的项目，3 年才花了 8 万招待费
做这个炉子的过程，除了支付老外的钱，内部的都千方百计节约成本。举个例子，整个工程建下来，招待费全部加在一块，两三年时间才花 8 万多块钱。另外，起步初期，三峰的骨干和员工收入都非常低。
记者：那你为什么就肯过来呢？
雷钦平：是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组织上调你到哪里，就服从安排。
记者：这样一个战略性的事业，董董不会随便点将吧。
雷钦平：他说要找个对工程建设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就过来了。那个时候三峰很多骨干都不计较报酬，只要生活过得去就行。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呢？
雷钦平：看好它的前景。董董很会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开会时经常讲得大家热血沸腾的，觉得很快就要见效了。
同时，我们也在集团内部承揽一些小项目，补贴一下开支。这么多工程技术人员，做一个工厂，资源也浪费啊。逐步就过渡过来了。
突破，做出了世界上能把 “ 穷垃圾 ” 烧出效益的炉子
收入低还不是最难的，真正的艰难是大家都不太理解，很多人问我，你们同兴烧不烧得起来？你看那个垃圾全是瓢儿白、藤藤菜这些，抓起来都滴水。对于这些怀疑，我们压力很大。
记得那天凌晨两点多钟，同兴点火。连德国专家都担心 —— 他们的垃圾都是分类了的，热值是我们的四五倍，好烧得很。
结果烧得非常好！我清楚地记得，凌晨给董董打电话 —— 他那几天也紧张，说烧起来了，把天然气断了，整个炉子还燃得非常好。他说他接到电话以后一直到早晨都睡不着。
记者：高兴的。
雷钦平：是。干了很多年啊，从 1998 年成立公司开始，选技术，到 2005 年初把它烧起来，用了整整 7 年的时间。而且完完全全地国产化，烧的是全国热值最低的穷垃圾。
成功以后，我们马上又到福州中标了一个项目。还是得不到大家对投资的支持，因为同兴厂，由于体制的原因，没有足够的垃圾供应，有一条线是停着的 —— 这样效益自然不好。
所以，集团还是只愿意投一部分，8000 万我们只投 2200 多万，又到处去求别人来当股东，最后找到哪一个？找到我们同兴的另外一个小股东，北京的保罗投资公司，把他说动，劝他当大股东。现在他赚钱了，重钢又后悔了。早知道该全投了。
福州的效益比同兴好，因为福州的垃圾热值高，发电量大。
现在董董每天固定受到两条短信，一个是同兴发电上网多少度，处理了多少垃圾；一个是福州发电上网多少度，处理了多少垃圾。
柳暗花明
记者：福州垃圾处置费一吨补多少？
雷钦平：那边政府提供的条件非常好，土地不要钱，很多事情都是政府去做，我们只做厂里面核心的这部分，所以补贴费给得比较少，40 多块，但是工厂运营成本低、电费收入高，6 毛 2 分多一度，我们这边当时是 3 毛 6 分 5。
同兴现在效益也还不错，福州那边就更好，所以重钢集团以及国资委都坚定了，垃圾发电，多少钱都愿意投。
这就算熬过来了。回想过去的 10 年，这个过程的确需要一种非常的韧劲。
董林的作风，把自己放得非常低
记者：你们可能同时还解决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假如不合资，你这个总经理可能没有那么大权力。
雷钦平：是。拿打仗来比方，指挥还是董董，我和经营班子都是执行，发展的思路、重大的决策都是董董和董事会在拿主意。尽管他现在的职务这么高，垃圾发电这边有项目需要协调，他都亲自出面，包括福州，我请他出面去见市长，见发改委主任、部门负责人 …… 加起来不少于 30 人。
你说他在这边当大老板是多好的日子，但是出去全是求别人，他本来都不怎么喝酒，出去经常要喝，还要被动喝醉。
董董个人的作风，把自己的位置放得非常低，没有什么架子，别人很高兴。
假如没有 “ 洋买办 ”
记者：你们这个行业，赶上好时候了。要铆足了劲干，一年能接多少个项目呢？
雷钦平：依我们的实力，一年做 10 个发电厂都可以。但是竞争很激烈 —— 这也是中国的现实，缺乏各方面资源的话，项目不容易拿到手。
他们就买进口设备。这是我们真正比较困惑的，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讲，应该扶持完全国产化的 —— 而且我们这国产的跟国外一样好，价格比进口的还便宜一半。
记者：所以你们的竞争对手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雷钦平：核心设备肯定就只有外国人跟我们竞争。
记者：国内垃圾发电现在缺两样，一个是核心的技术，一个是大型的关键装备。
雷钦平：对，大型的炉子，这个比较难。
记者：目前国内只有我们能做出这种大型的炉子，而且做得非常好，是吧？
雷钦平：是。
记者：就是说有的地方他宁愿买国外的，也不买我们的，是这个概念吧？
雷钦平：是。
记者：我记得董董好像提过这个事情。
雷钦平：对，这一块我们也尽力在反映。
记者：按理说，凡是财政出钱的，都应该是公开招投标。
雷钦平：公开招投标的话，不给你的理由也多，评标的时候，设置一些条件。他说进口的东西贵，但是它好。董董面对媒体，说这种人是 “ 洋买办 ”，新华社多次帮我们呼吁过。
